【战略与观察】全球安全有赖中美通力协作

当今世界，中美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的战略互动将对全球安全格局的塑造产生重要影响，这就需要两国共同努力，相向而行，以维护世界长期的和平与稳定。

“复杂”的现状

中美关系的现状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复杂”。

之所以说两国关系“复杂”，并非说世界是在中美“G2”的指挥棒下转动，“G2”既不现实，也不可能，而是说中美是全球两个大国，两国间互动对世界政治、经济、安全等诸方面都有重大乃至决定性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对外战略更加积极有为，中美两国互动密切，在共同利益增大的同时，矛盾和摩擦也在增大，中美关系进入合作与竞争同步上升的复杂、敏感阶段。

之所以说“复杂”，从大国政治的角度看，中美具有新兴大国与守成霸权博弈的一些特征。国际社会一个普遍关心的问题是，中美是否会陷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尽管这一所谓陷阱并非修昔底德本人的预言，而仅仅是后人借此来描述新兴大国与现有霸权可能发生的直接冲突。

习近平主席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积极倡议，表明中国决心以相互尊重和合作共赢的精神夯实两国的合作面，避免中美走向对抗和冲突。

今年9月3日，中美元首在G20杭州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并发表了35条“成果清单”，其中第一条就指出，双方同意按照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继续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深化在双边、地区、全球层面的协调与合作，同时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这说明中美对两国关系的战略走向是有共同点的。

之所以说“复杂”，还在于全球化时代，中美两国已经结成事实上的利益共同体，经济相互依存度高。无论是贸易、投资还是人员往来，几十年来一直呈现上升的趋势，2015年双边贸易额达5580多亿美元，来往中美之间的人次达475万。

这与冷战时期有根本的区别。当时，美苏两国分为两大阵营，军事对峙，经济上“老死不相往来”。如今中美两国虽然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不同，但对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推动全球化深入发展、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两国在全球范围的合作日益广泛、深入。这次G20峰会期间，中美元首共同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递交了两国批准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的正式文书就是例证。

曲折前行的历史

回顾中美建交37年的历史，两国关系起伏不定，但总体趋势是“螺旋式上升”;两国都坚持合作与斗争两手并用，但始终“斗而不破，和而不同”;美国学者虽有“同床异梦”之说，但中美并没有根本的战略利益冲突。

然而，近10年特别是2010年以来，中美关系出现一些新变化，概括起来讲主要在两个方面：

一是两国实力对比有变化。

这些年美国经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又遭受金融危机重创，实力与影响力同时受损。而中国抓住战略机遇，继续稳步发展，实力与影响力上升，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贸易总量、科技实力、军事实力也取得较大提升。

从全球范围看，中美实力差距缩小与整个西方世界同新兴大国力量对比发生历史性变化的国际大趋势同步发生。美国对华战略由应对“中国崛起”转向应对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中美关系中涉及地缘政治、军事安全、发展模式等深层次竞争增大。

令人担心的是，从美国的言行看，似乎更倾向于把中国作为对美霸权地位和现有国际体系的主要挑战者，并且逐年加大对中国的战略挤压力度和态势。

美国从反恐转而应对大国崛起，全球战略从中东和欧洲板块收缩，重心向亚太转移，美国“亚太战略再平衡”对中国构成军事、外交、经济、政治全方位挑战。中国顶住美战略压力，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合理合法举措常被误读为“中国想战略扩展，将美国赶出亚洲”。中美在亚太长期和平共处本来不是问题，现在却似乎成了问题，正考验两国的智慧。

二是战略基础和国际环境有变化。

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基础始于上世纪70年代双方互有战略需求，冷战后则是全球化浪潮下的全面经贸合作，过去十几年可以说是经贸与全球合作共同驱动。其变化表现在：

一方面，经贸关系始终是中美关系“压舱石”，但随着中美同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传统的经济互补性有所减弱，竞争性增强。

另一方面，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深入推进，中美地缘政治矛盾开始凸现。中美关系受制于“第三方因素”干扰或者绑架的现象增多，如日本、菲律宾、苏丹、伊朗等。

再有就是美国政治极化与社会保守化趋向严重，经济民族主义与社会民粹主义大行其道。这对美国对华政策也有影响，今年美国大选就是典型的例子。

中国不会国强必霸

中美关系发展对全球安全环境的塑造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首先，中美两国的相互战略认知将决定两国对彼此和对全球战略安全的判断。

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判断是制定对华政策的出发点。从中美关系历史看，美国常常容易误判中国战略意图，这既说明美国的战略逻辑与中国不同，更说明美国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往往读不懂，或者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就中国历史和文化而言，需要从三个层面来认识：一是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基因是追求“和谐”、“和睦”、“和而不同”，因此维护世界和平、努力与其他国家和睦相处始终是指导中国对外交往的原则;二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100多年中国饱受列强欺凌、侵略、掠夺的“百年耻辱”，使中国人民更加珍惜和平，更加坚定不移地捍卫自己的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三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投身改革开放、融入全球化进程，经过中国人民的艰苦奋斗，取得了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和睦的历史性成就。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中国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从来没有像现在那么接近。因此，中国是现有国际体系的维护者、建设者、贡献者和改革者。

美国的战略思维需要建立在深入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上。

其次，中美需要加强关于全球安全的磋商，需要就此达成基本共识。中美同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按照《联合国宪章》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负有特殊的责任。

这种特殊责任不仅意味着，中美需要建立“不对抗、不冲突”的双边安全关系，避免陷入所谓大国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也意味着中美作为全球大国需要密切合作，共同构建“包容、共享、合作”的区域和全球安全架构。美国需要认真思考基于双边和多边军事同盟的安全体系是否应该调整的问题，更需要思考各式各样的“平衡战略”包括“离岸平衡”和“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美关系、对区域安全的危害性。

中国早在1950年代就提出处理国际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1970年代就承诺中国决不谋求霸权、即便中国强大了也决不会这么做的庄严承诺。

国强必霸是美国的国际政治逻辑，与美国近代发展历程相吻合，但绝不是中国的国际政治逻辑。因此，美国完全不必担心米尔海默斯教授关于中国强大必然谋求区域霸权的“预言”，更没有所谓中国想把美国赶出东亚、赶出南海的可能。

二次大战之前日本军国主义走的这条死路，无论从文化传统，从21世纪国际政治经济环境，还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来看，中国都不会，也没有任何理由走这条路。中国是全球化和现有国际体系的主要受益者之一，这为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现实、可行、可靠的路径。中国没有理由走历史上大国崛起依靠侵略、殖民和掠夺的老路，况且这条路根本走不通。

加强互信合作

那么，中美应该怎么做来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呢?可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

一是中美在正确认知对方战略意图的基础上，发挥全球大国作用，加强全球战略安全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不断扩大两国的共同安全意识。

世界面临许多新的安全挑战，如核武器和核材料的扩散、恐怖主义的威胁、能源和粮食安全，以及气候变化等带来的事关人类生存的全球性挑战。要有效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没有中美的协调与合作是不可能实现的。中美需要在联合国、G20等平台上加强全球安全治理磋商与合作，发挥引领作用。

二是真正落实两国元首就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达成的共识，在政府、民间、企业、智库等各个方面确定具体的目标、时间表和路线图，以元首会晤、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各种对话磋商机制为引领，一步一个脚印地宣传和实践新型大国关系。

三是中美需要适应世界格局的变化，进行相互调适，克服各种障碍包括“第三方因素”影响，携手共同构建符合双方和世界各国利益的东亚和全球安全秩序。

这有两个层面的意思，第一是中美相互调整适应在国际秩序和全球安全治理中的作用和位置;第二是以全球安全为重，中美需要排除传统地缘政治的干扰，排除来自“第三方因素”的干扰，在中美包容合作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以“全面安全、合作安全、综合安全”的新安全观念为指引的区域安全、全球安全秩序。

中国的发展壮大是历史的必然，任何人也无法阻挡。中国的发展已经并将继续带来国际力量格局的变化、国际规则的重新调整、国际秩序的重塑、国际利益的重新分配。美国作为现存国际体系的创立、主导者，需要适应这一过程。中国将坚定不移地奉行和平发展的战略，愿意与其他各国分享中国的发展“红利”，希望其他国家来搭乘中国发展的“便车和快车”。

中美若能顺利进行相互调整适应，采取合作共赢而不是“零和博弈”的战略，两国就会成为21世纪国际秩序和全球安全治理的重要合作伙伴，成为新世纪国际体系的重要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