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与外交】优化全球治理需要中美相向而行

我们所目睹的世界大变革、大变化、大调整以及遍及各地的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博弈，不只是持续几个月或几年的现象，所反映的是世界进入了一个持续较长时间的国际秩序过渡期、全球化调整期，要重新恢复世界政治和经济平衡需要各方做出巨大、相向而行的调整和努力，“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这个时期的世界政治有哪些新特点?各国又该如何适应与调整呢?尤其是大国该作何选择呢?合作与对抗、封闭与开放、文明冲突与文明融合，这些选择将决定21世纪世界的未来发展和人类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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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世界政治坐标的迁移带来的力量重新平衡使得各领域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增加，这主要来自：全球化继续发展势不可挡，而反全球化以及民粹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孤立主义、保护主义等力量纷纷抬头，占据政坛中心位置，且呈现扩张之势。

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的金融资本阶段，资本与劳动矛盾，或者说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失衡问题愈加严重，贫富差距拉大，导致上述思潮泛滥，社会分裂和政治极端化趋势已经影响一些国家的政治生态，引发了前所未有的资本主义制度性危机，种种迹象表明西方主要国家的政治混乱已经对世界政治产生并将继续产生严重影响。

中美在全球化作用的相对变化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十九大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时代、新征程，而美国作为全球治理体系主导者，认为全球化偏离了“美国化”轨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后强调“美国第一”，不愿继续提供或者只是有选择地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并开始修改或重新制定国际规则，让美国经成为全球化、全球治理的最大变数。

同时，世界范围地缘政治矛盾上升使大国关系更加复杂敏感，美俄对抗不断升级，双边关系跌入最低点;关于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必然发生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不绝于耳，声称这是国际格局结构性的压力导致的;中东、东亚、乌克兰等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袭击呈当地化趋势，世界既不安宁更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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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世界经济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期、第四次工业革命特别是技术革命爆发期、信息化社会膨胀期，经济发展不稳定、全球供给侧结构调整和生产链的重组，都将持续一段时间，其间金融危机、资产泡沫、经济失衡、就业不平衡等风险难以消除。这些困难因国家和地区各异，各方看法也不同。

这里有世界经济周期性的变化，更有技术革命的冲击，以及由此引发的产业升级和全球生产链的转移。要顺利渡过经济转型的困难期，需要各国以创新驱动发展，加强统筹协调，联动发展、共同发展，但美国却将此归咎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于是贸易反倾销和“301”条款调查满天飞，不惜动用贸易战，中国成为遭受反倾销等调查最多的国家。

在美国国内政治方面，民众将此归咎于美国政府和社会治理的精英阶层，原因很简单，因为不管发生什么样的危机，资本阶层总是完好无损，到头来吃亏的永远是底层民众。这几十年资本的收益远远高于GDP的增长率就很能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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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西方以意识形态画线来处理地缘政治问题挥之不去，文明交流与对话遭遇困难。西方国家一直有强烈的文明“优越感”，认为美国主导的西方文明最优秀，其衍生的民主自由意识形态及其政治制度和政治安排也是最好的，尽管处处碰壁，依然不遗余力地极力推广，遇到阻力和反对，不惜掀起“颜色革命”甚至动用武力，制造政权更迭，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世界大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必然会反映在中美关系上，加上特朗普本人处理国际事务和双边关系的特性，以“合作为唯一选项”的新型中美大国关系虽然美国总体接受，但要形成中长期的共识也非易事。

近期看双边关系仍将充满起伏和波折，主要集中在经济贸易和安全军事两大领域。是在“一带一路”等新型国际合作框架里努力扩大经济合作，还是“只扫自家门前雪”，贸易摩擦甚至贸易战成为“新常态”?美国、日本、印度等力推的“印太战略”是“放空炮”还是亚太民主联盟的更新版?这些问题本身就说明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面临严峻的考验，中美关系也将面临长期的考验。

因此，中美除了做好经贸谈判和相互妥协的准备，还需要在外交安全对话机制层面展开关于两国亚太战略的深入讨论，并就目前紧迫的朝鲜半岛问题进行密集磋商，当然这种磋商需要双方同时主导，需要顾及双方包括地区国家的根本利益。

在双方加强深层次探讨的同时，重要的是，一方面加强风险和危机管控，另一方面采取有利于建立互信的措施，避免一些容易被对方误解和误判的行动。从两国利益共同体做起，从建立互信做起，只要大方向对头，就要坚持不懈、坚定不移地往前走。不要把“大国之间战争打不起来”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而是需要付出艰辛努力的。

前途光明，道路曲折。相信只要两国相向而行，以建设两国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为长远目标，中美必然能够为世界持久和平和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这也是两国共同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