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摩根大通年度金融书籍序言】“超级全球化”的终结

*本文为第一财经研究院院长、第一财经日报副总编辑杨燕青为2018第一财经·摩根大通年度金融书籍所做的序言。

 

今年7月，我在华盛顿参加著名智库CGD（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发起的一个小型闭门研讨会。

其时，中美贸易摩擦正山雨欲来，在全球贸易增速持续徘徊低于全球经济增速，去全球化声浪甚高的大背景下，研讨会的主办方提出了一组深刻的问题：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以制造业出口为主要引擎的发展模式是否已成昨日黄花？对于全球而言，由贸易推动的全球化发展模式是否正江河日下？

我提出了两个假说。第一，中国通过建立全球范围内的价值链、以大规模工业化为全球生产、销售到全球的发展模式不可复制；第二，1990年代以来高歌猛进的贸易全球化，超出了跨国公司的管理边界，超过了全球治理的边界和能力，如今全球化范围内出现的所谓“去全球化”思潮和行动是对过往“过度全球化“的修正。

我的这两个假说引来激烈争议，一是围绕上一轮全球化的价值判断；一是围绕中国的发展模式。

全球VS国家

参加这场研讨会的不乏大家，Dani Rodrik就是其中之一。那天，他以音频接入，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读过他的多篇论文和聆听这场音频发言后，我惊喜地发现，Dani Rodrik今年有一本新书 Straight Talk on Trade: Ideas for a Sane World Economy ——这本书是他对国际贸易、全球化等议题的观点集大成之作，虽不是学术著作，却充满了学术论证的严整和思维的深邃。

Rodrik将此前贸易狂飙推进的全球化叫作“超级全球化（Hyper Globalization）”。经济全球化、全球治理和全球社区共同构成了“超级全球化”的语境，然而，这不可持续，甚至并不真实。在他看来，真实的世界是由国家驱动的：偏好的异质性和制度的非唯一性，加之地理差异，导致了制度多样性的可能。制度的多样性阻断了完整的（full）经济全球化，而不充分的经济整合更是加强了异质性和距离的存在，地理异质性+有限全球化+分散治理才是世界的真实图景。

因此，在全球化和国家之间，Rodrik选择了后者。若时光倒流回到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初，他会站在凯恩斯和怀特之间开出作为经济学家的药方：1、市场植根于治理系统；2、民主治理和政治社区在一国的国界之内运转，在可预见的未来也将如此；3、通向繁荣的道路不只一条；4、一国有权利保护自身的监管法规和制度安排，但无权将其制度安排加诸他国；5、国际经济安排设定如同交通规则，应适用于国家制度交界之处。

因此，国家公民，全球意识（National Citizens, Global Consciousness）可能才是当下我们的真实写照。

AI、“公共VC”和UBI

若以上的观点还没有“惊”到你的话，Dani Rodrik还准备了另一个数字化时代人类治理的解决方案，以应对AI/机器替代人类、技术进步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

具体而言，其方案即是让政府成为“公共VC”，持有未来机器和技术进步的股权，政府由此获得的利润作为“社会创新分红”分配给普通公民，以弥补后者薪金的不足，并降低后者的劳动时间，并最终接近马克思所设想的人类理想生活。

Rodrik的大胆畅想和这几年颇有热度的UBI （Universal Basic Income）不谋而合。在这个题材上，我们还挑选了Annie Lowrey的新书《给人民发钱：全民基本收入将如何终结贫困、革新工作、重塑世界》（ Give People Money: How a Universal Basic Income Would End Poverty, Revolutionize Work, and Remake the World ）。

无论是否赞同UBI的具体做法，面对AI对人类的替代，你必须有所准备。今年我们的书单里有两本关于 AI的书籍，李开复的畅销书《AI·未来》，以及2011 年图灵奖得主、贝叶斯网络之父Judea Pearl的新著 The Book of Why 。如果你对机器学习所代表的“弱人工智能（ANI）”的“相关关系”充满疑虑的话，Pearl带来的则是类似人类思考模式的“通用人工智能（AGI）”的因果关系。

中国模式

放眼全球和世界，瞻望科技和大趋势后，让我们回到中国。

中国进入“新时代”，恰逢“超级全球化”的终结，中美贸易摩擦是其中最核心的案例。无疑，管理好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对中国和世界都至关重要。此中日本的经验教训值得深入探究。 

船桥洋一（Yoich Funabashi）在《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一书的序言中回忆广场协议的始末——“我当时感到迷惑的是，为什么美国在美日两国是同盟的情况下还对日本有着如此大的敌意。我现在明白了，那是追赶者和被追赶者间零和心态的悸动。这是一种‘修昔底德陷阱’式的权力动力学。”

“不过，这部戏背后的主要驱动力是各国的国内政治。”——真正发人深省的恐怕是船桥洋一的这句话。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的改革开放为中国创造了全球经济增长的奇迹，同时，也在全球化面临转折的时点将“中国模式”的挑战暴露无疑—— 如何善用国家力量推动产业进步和技术创新？如何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如何实质性改革国企，呼应国际社会对于补贴的关切？如何从体制深层次思考民营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建立现代财税框架、推进国企股权充实社保等重大改革？ 

站在40年改革开放的时点回首瞻望“改革的改革”，今年的好书琳琅满目。一如往年，祝掩卷深思的你阅读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