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第一波数字金融革命中,科技巨头公司扮演的角色是“创造性毁灭者”(creative disruptors),那么在第二波数字金融革命中,它们可能会转变成数字人民币要颠覆的对象。在此期间,不但居民和企业能从中获得收益,传统的金融企业也有可能找到新的发展机会。

与纯粹的总需求扩张引起的大宗涨价不同,成本冲击时期国内需求往往不强,例如2004-2005年、2017-2018年等。成本冲击引致的大宗涨价对上下游各行业的影响差异较大。对于上游而言,大宗涨价带来企业盈利的提升,并进而带动其投资的上升。历史表明,即使在大宗价格见顶之后,上游行业以ROE为代表的盈利指标还会继续上升一到两个季度。可见,大宗涨价对上游行业景气度的提振是显著和持续的。

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全球已经历了差不多十年的低通胀时期,使得所谓的“现代货币理论”(MMT)开始大行其道。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MMT——只要通胀没起来,就可以随便印钞票。现在的欧美国家货币政策是无MMT之名,但有MMT之实。这样的情况下,通胀是非常关键的经济指标——通胀的持续上行会让欧美国家货币政策收紧。

近日,境内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出现了一波急涨。人民币交易价和中间价于5月26和28日先后升破6.40。28日,中间价和(境内银行间市场下午四点半)收盘价分别为6.3858和6.3654比1,创三年来新高,而美元指数离前低还有一步之遥。近期为什么人民币出现急涨?本文拟就此进行探讨。

与过往不同,今年涨价并非发生在地产、基建等内需强劲之时,而是在海外修复及碳减排等复杂背景之下。如此涨价,将怎样影响终端消费者物价?疫情扰动犹存,价格攀升是否会影响后续经济动能?

渣打银行北亚及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丁爽近日做客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旗下投资者教育公益节目《国民财富大讲堂》时表示,短期内美国通胀水平仍会保持高位,今年下半年、特别是四季度,美国通胀水平预计会从高位回落。中国PPI和美国CPI的相关性高达60%,而和中国国内CPI的相关性则不高。预计国内CPI在年底前会持续上行,但财政、货币政策都边际收紧的作用下,下半年中国GDP增速会明显放缓,通胀并不具备可持续条件,经济也不太可能出现过热。

朱民表示,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从两个维度来说也是远远不够的。一个维度是因为全球经济治理的结构改变得很快,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现有的经济治理机构不能反映全球经济结构的变化。同时另外一个维度,1945年建立的全球治理机制那个时候已经远远跟不上现代的科学环境、技术、社会发展的需要,现在产生了一系列新的问题,需要有新的全球治理机制,来提供全球的公共产品,现在看来我们已有的体系远远不够。

在ESG投资中,我们通常要分析被投企业可能存在的ESG风险,包括公司治理不善可能带来的财务风险、被投企业社会责任缺失可能带来的法律风险与公共关系危机等,还包括被投企业在环境及气候变化方面所面临的挑战。例如,随着碳中和进程的推进,火电企业可能面临生产成本上升、财务状况恶化,甚至破产倒闭的风险,那些持有这类企业股票、债券或贷款的投资者和金融机构就面临资产减值、坏账上升等潜在损失,这就是ESG投资者所关注的环境(E)相关的风险。

如果说今年我国存在通胀压力,那么源头似可归因于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飙升。然而,谁又是大宗商品涨价的幕后推手?近期国内释放出各类调控信号,包括约谈涨价企业、提高期货交易保证金和手续费等措施纷纷落地,这能否有效抑制价格快速抬升?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及其影响未来还将持续多久?

现在我挂着博鳌亚洲论坛和中国金融学会的头衔,很大一部分工作是提出题目和提供讨论平台,因此,针对“碳中和”,我准备重点提出两个大一点的机制性题目,这两大题目下面可以再具体细分,希望能够引起大家更充分的讨论。

预计今年6月底,中国全国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启动运营。相关部门正在就管理条例征求意见,提出要逐步扩大碳排放配额的有偿分配比例,金融管理部门将配合相关部门参与碳市场的管理。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指出,配额类市场大体上属于拍卖型市场,如果搞错了,容易走弯路。如果设计的市场基础框架不好,简陋、有毛病,也不稳定,衍生的更高级的功能,可能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搭建。所以,当前建立合格的碳市场的基础框架是非常重要的。此外,还要防止碳市场的钱被用于别的方面,导致更大的气变融资缺口。

多重因素作用下,近期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行。自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以来,全球需求恢复的预期持续拉动了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同时,美联储并未有实质性收紧操作,海外金融体系流动性仍然十分充裕。在供需错配和流动性宽松的推动下,近期大宗价格再次出现快速上涨。我们从需求端、供给端以及产业链安全性角度探讨本轮价格上涨的三大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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