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势人民币”则经济稳、货币稳，经济强、货币强

2015年，中国外汇市场风云变幻——人民币汇率从年初的贬值预期强烈，到3月初逐步稳定;8月11日新汇改的推出，再次带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下跌;经过了10月的稳定，进入11月，在岸人民币连续下跌，资本外流压力加大。未来的人民币汇率将何去何从，中国央行关于汇率的每一次表态，都引发全球市场的关注。

近期，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原司长管涛提出，中国可以效仿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实行“强势人民币政策”，他同时提出了未来汇率改革的具体办法。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近日独家专访管涛，详解“强势人民币”的内涵，并对中国的国际收支新常态和外汇管理政策进行解读。

第一财经日报：近期，你在一些场合提出一个观点是：中国可以效仿美国实行“强势人民币政策”，当下的中国和当年的美国有哪些相似之处?

管涛：上世纪90年代，美国的“强势美元政策”出台，有一个背景就是美国对汇率调控的方式改变了，由直接干预转向口头干预。所谓口头干预就是人家问你，政府对汇率有什么态度?假如说自由浮动，那么如果政府想干预就没有借口了，等于捆住了自己的手脚;如果你说汇率太强了，等于你认为汇率高估了，就会制造市场恐慌，大家都会抛售美元，造成美元更软。只有讲强势美元，才能给自己留下很大的空间，政府既可以干预，也可以不干预，强了也可以干预，弱了也可以干预，等于给政府一个比较大的操作空间。

中国当前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次“8·11新汇改”给市场感觉比较大的一个变化是，人民币同美元脱钩。原来人民币盯住美元，大家认为是既定事实，都感觉不会变的，现在变成不确定的事情，大家都很想知道中国政府的汇率政策是什么。货币政策可以是紧的、松的或者中性的。但是汇率政策，不能说升值的政策、贬值的政策或者稳定的政策。现在我们通常的表达是说稳定的政策，实际上是捆住了自己手脚。

“8·11新汇改”之后，市场一度产生恐慌，原因是上半年中国已经对外表态，不希望看到人民币继续贬值，但是8月份汇改后直接的结果却是人民币汇率下跌，所以市场形成了很大的困惑。

日报：但同时你又强调，强势人民币并不代表人民币只能升值，应该如何理解“强势”和“升贬值”之间的关系?

管涛：当央行逐渐退出对外汇市场的干预，让市场发挥作用时，人民币汇率会有涨有跌。至于最终人民币是涨还是跌，那是汇率市场化的自然结果，但很多市场人士喜欢把结果强加在央行的头上去，认为汇率的涨跌是中国政府的所谓汇率升值或者贬值的政策。那是市场一厢情愿。中国政府什么时候说过把人民币贬值当作当前的汇率政策?只不过现在的情况下，为了稳增长，采取降准降息的货币政策措施。至于降准降息之后，改变了市场预期，导致了市场外汇收支行为发生变化，从而产生了人民币汇率下跌，那是市场交易的结果。

央行的汇率政策是灵活的，当强则强，当弱则弱，不是人为设定一个水平，为了稳定这一水平，而牺牲国内的经济。以为强势就是升值，我觉得这是对强势人民币政策的狭隘理解。升值还是贬值都是中性的，汇率水平变化是双刃剑，不要人为贴一个价值标签，做一个道德判断，以为升值就是好事贬值就是坏事，或者贬值就是好事升值就是坏事。

日报：所以，你还提到一点就是“对内平衡优先，做对利率比稳定汇率更加重要”?

管涛：对内平衡优先，说白了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中国是一个大国，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下，中国经济好了，世界就好，海外持有人民币资产才能真正有高的回报。不能只是想当然地认为，政府只有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才能维持大家对人民币资产的信心，如果为了稳定汇率，而牺牲了国内经济金融的稳定，那最后肯定是维持不住的，不可持续的。

比方说，现在有资本外流的压力，也有经济下行的压力，这种情况下，应该通过降息的方式来稳定经济，但是降息可能会造成资本外流压力进一步加大，这时候汇率的稳定就要让位于利率的调整。

日报：你对汇率改革提出的建议是：市场汇率是可变的;汇率水平是可信的;汇率变化是透明的;外汇干预是例外的，应该怎样理解?具体实现的途径是什么?

管涛：所谓汇率是“可变的”，就是汇率随着经济基本面的变化，能上能下、能涨能跌，涨和跌都不影响强势货币政策的基本表述。

“可信的”就是市场价要围绕中间价上下波动，成为一个可交割的价格，这一点通过“8·11新汇改”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未来需要进一步努力的是在岸和离岸人民币价差的缩小，这一点在12月2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篮子的评估报告中也有提及。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两地不同的价格形成机制，由于在岸市场有管制的存在，套利不够充分，市场没办法出清。未来当人民币成为可兑换、可自由使用的货币后，这些问题就解决了。

所谓“透明的”，就是要正确理解汇率的涨跌，到市场找原因，而不是去政策上找原因。价格不是政府设定的价格，而是市场交易出来的价格。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政府逐渐退出对外汇市场的常态干预，做到政府对外汇的干预是例外的。

“例外的”情况包括：一是当外汇市场出现背离基本面的剧烈波动，可以干预，不论是升值还是贬值;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短期内，外汇市场剧烈的波动，会造成市场信号的紊乱，这时候也可以干预。不同情境下，干预策略是不一样的。如后面一种情况下，应该主要是被动干预，即不去影响价格水平，而是给市场提供流动性，平滑市场，避免因为流动性的缺乏出现剧烈的波动。

日报：看第三季度以及前三季度国际收支平衡表，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以及储备资产的减少幅度都非常大，尤其是在第三季度，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逆差2239亿美元。一些分析人士已经在用“持续恶化”这样的表述，来形容当下的跨境资本流出情况。站在外汇管理的角度，现在这种规模的减少还在我们的容忍范围之内吗?

管涛：今年前三季度外汇储备实际降幅(去掉估值效应)是2271亿美元，以目前我国3万多亿的外汇储备规模来看，这一水平并不多。如果按照传统的衡量外储是否安全的标准，我国早就超过下限标准，一般都认为是3~4个月的进口，或者能够应付当年到期的外债，传统指标来看，我们远远超过了警戒标准。当然，我们也不能够对此掉以轻心。如果外汇储备的下降持续较长时间，就有可能形成预期自我强化、自我实现的资本外流压力不断加大，最终在某个时点上就可能演变成一个非线性的、发散的过程，而非一个线性的、收敛的过程。

日报：这是不是意味着我国经常和资本项目双顺差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未来国际收支和外汇储备应当呈现怎样的状态?

管涛：以后国际收支“双顺差”不应该有了。新常态应该是经常项目有多大的顺差，资本项目(非储备资产和金融账户)就有多大的逆差，贸易顺差越大、资本流出就越多，储备资产基本不变。目前外汇储备的减少是阶段性的，主要原因是资本大量流出，带来汇率调整的压力，央行为了稳定汇率通过抛售外汇储备的方式，为市场提供流动性。未来，随着央行逐渐退出干预，外汇储备资产的变动，就主要是储备投资收益，外汇市场上自求平衡，自主出清。

日报：与之相对应的是我们的外汇管理政策导向和工具是不是也要发生相应的改变?

管涛：大的方向是用宏观审慎代替原来的外汇管制。外汇管制是按照居民和非居民的界限来区分的，是针对居民和非居民的交易进行管制。而宏观审慎是不区分居民和非居民，只是从风险角度，只要有发生风险的可能性，不管是居民还是非居民都要进行管理。比如说，此前宣布采取远期购汇征收20%的外汇风险准备金，作为防范系统性风险的措施，这叫宏观审慎。如果不让我国的企业到境外去做什么，或者限制居民和非居民之间的交易，这叫资本管制措施。

未来，即便是人民币资本项目逐渐开放，宏观审慎也是存在的。而且，从国际上来看，很多宏观审慎措施不是危机应对的措施，而是常规的措施。像很多拉美国家，在危机时引入托宾税，危机过去，没有废除该制度，而是把税率降到0。去年欧盟也曾讨论引进金融交易税制度，以抑制对欧元交易的过度投机。

两种办法的效果，短期来看，外汇管制会比宏观审慎更直接，但是中长期就不一定了，市场主体会找到新的方法来规避管制。综合来看，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以价格手段为主的宏观审慎会比行政手段在逆周期调节方面更加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