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亚当斯密】在厦大和港大讲学

笔者在新年来临前后分别访问了厦门大学的王亚南经济研究院与香港大学的经济系。

厦门和香港是中国理想的旅游和安居的城市。在我看来，厦门的风景、空气、天气和居民素质综合起来在中国内地居于首位。如果我到中国内地，长住厦门是最理想的。香港在上述的因素上，可以与厦门比拟，我也愿意在香港长住。在两地旅游或短期工作，是十分理想的。

我先后访问两地讲学的方式不同。

在厦门我分别在三个课程上讲了一堂课，代替了该课的教师。这三课包括介绍经济学给大学一年级的同学，大学三年级学生选读的中国经济，以及研究生必读的宏观经济。我上这三课很受老师与学生们的欢迎。因为教师欢迎别人代他上课。同学也乐于听到另一位教师的观点与讲学方法。

在第一课上我介绍了经济学部分的内容;在第二课上我举例说明怎样利用经济学了解中国的经济，趁此机会介绍了我写的教科书——“中国经济转型”;在第三课上我一面讲了一些宏观经济的理论，一面把它应用来分析中国的宏观经济。好比用一个简单的宏观经济模型，先把GDP分为总消费与总投资两部分，再用两个方程分别解释总消费与总投资。此外院方还安排我和学生聚谈，讨论和回答同学们有趣的问题。我在厦大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已访问多次，每次都愉快而有得益。

访问香港大学的方式与访问厦门大学不同。我没有代替别人的课，而是自己开了一个极短的研究生课，上了两次课，每次分两部分。先让一位博士生报告博士论文的一部分，再由我批评和提出改良建议。此后再由我讲授有关上述论文的课程。

训练一位优良的经济学家需要有良好的老师，也需要他自身的天赋与努力。他需要有敏锐的思维与创新的能力。王亚南经济研究院与香港大学的经济系是内地与香港优秀的学院，一般来说学生的水平甚好，使我在讲学时十分满意。

在访问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以前，我参加了由该学院与东北财经学院合办的经济论坛。论坛以“十三个”规划为题，讨论“十三五”的内容、中国的金融市场、宏观经济与经济学教育。后者约有30位全国经济学院的院长或副院长参加。讨论分两个重要的议题——如何推进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和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

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在30年来有很大进步。早在1985年教育部就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一年一度的经济学培训班，直至1996年。因需用外汇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简称福特班。到今天，由福特班美国教师介绍或由笔者的留学计划而到美国、加拿大获得博士学位的教师，正在中国领导着经济学教育。他们遇到的问题很多，在论坛讨论中的问题包括：(1)如何处理海归教师与中国训练出的教师的待遇差别;(2)教育部规定研究生在第一年尚未受到充分经济学教育时就应选择论文导师;(3)硕士论文必须在期刊发表后才能通过，等等。第二与第三个问题归因于中国教育的传统。问题(2)归因于研究生必须得到导师的同意才能进入研究院，问题(3)归因于过去如不经院外的评论，导师可能批准质量低的论文。

另一个讨论的问题是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教育中的定位，与会者有不同的意见。根据我的了解，政治经济学包括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今天的经济学家公认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我在康奈尔大学念书时读过他的书。在他以后，经济学继续进步。他的理论我们应当接受多少，由大家自由决定。一般来说，某一经济理论是否正确，要看它能否被用来解释和预测经济现象。我们在学习与讲授经济学时，应当虚心，客观地研究与应用经济学的理论，用它了解经济现象。如果政治经济学能被我们用来解释和预测经济现象，我们就应当接受和采用它。

(作者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