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与外交】何亚非：全球治理问题何在

世界进入21世纪后，全球治理困难重重，各种危机频繁发生。全球治理涉及各方利益和国际格局的变化，更攸关国际秩序的沿革和国际规则的修订和重新制定，自然不会在“理想”和“真空”状态下发展，它与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密切相关，与各国对当今世界的认知和处理国际事务的理念同样密切相关，而这些源于地缘政治的认知落后导致了全球治理机制体制的落伍，国际纷争与危机的解决只能依靠外交努力和国家实力，而不是遵循协商确立、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治理机制。这种情况与全球化迅猛发展、各国相互依存日益增加的形势很不相称，亟须改变。

一、一些主要大国尤其是美国在全球治理上受国内政治经济现实的制约和干扰，短视现象严重，缺乏长远考虑和全球视野，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当地化”矛盾突出，使全球治理难有起色。

美国并不缺少全球战略，相反是全球战略最明确的大国，问题出在美国国内政治的短视和民粹主义上升。看看今年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总统候选人的表现就不难明白，一要为“金钱”政治和利益集团服务，二要顾及选民的短期诉求，哪里还有可能考虑“世界的长远利益”？即便奥巴马政府最后一年想留下什么外交遗产，也会困难重重。

欧盟目前面临的难民潮问题同样使欧盟国家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几百万难民主要来自叙利亚、伊拉克、也门等战乱国家，而这些国家的困境恰是西方地缘政治干预的结果。

另一方面，现在难民潮涌入，各国纷纷设立边境控制，阻止难民进入，欧盟“申根”协定难以为继，进而危及欧盟存在的政治基础。如果今年英国公投决定脱离欧盟，加上欧债危机持续发酵，欧盟一体化前途堪忧。

二、西方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力量对比消长，倒逼全球治理从“西方一统天下”向“各国共同治理世界”转变，但西方的认知依然受惯性思维影响，不愿深入改革全球治理体系，不愿改变既得利益格局，被动应对远远多于主动适应和积极改革。

全球性挑战集中爆发，全球治理体制机制漏洞百出、穷于应付的局面亟须改变，西方发达国家与新兴大国分享国际领导权、平等参与全球治理及其体系的改革和完善，以确保国际关系的稳定、更好迎接和解决全球性挑战，迫在眉睫、时不我待：

一是新兴经济体经济实力大大提升，按PPP（购买力平价）计算，非西方国家GDP在2012年即已超西方国家，其中金砖国家尤其是中国的表现十分醒目。在世界经济最困难时刻，中国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火车头，2009~2011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50%。目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但这一贡献率仍在30%左右，世界经济重要动力源的地位没有改变。

中国倡导建立的亚投行（AIIB）正式投入运营，是中国对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新模式的重要贡献，中国不仅按期缴纳资本金，还给项目准备特别基金捐资5000万美元帮助发展中国家作好项目准备。这个响应“一带一路”倡议、以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为基础设立的国际金融机构，作为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补充，对解决亚洲和其他国家基础设施融资难的问题将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是在现有国际体系内实现的，而并非“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式的革命。如果说有“权力转移”，那也是因为世界已经进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乃至命运共同体阶段，过去的权力结构肯定需要跟上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步伐，进行适当调整。

二是国际和地区的热点、难点问题以及地缘政治的纠纷、危机和冲突的解决不再是西方大国的“专利”，中国、俄罗斯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主动、积极参与，进行斡旋，提出方案，支持联合国体系发挥核心作用。西方还很不适应这样的变化，全球政治和安全治理进入调整期，大国之间的合作有待于加强。

近来联合国安理会就叙利亚和谈达成“路线图”，在包括中俄在内的主要大国和地区国家支持下，叙利亚各派接受联合国叙问题特使的斡旋，在日内瓦启动了和平谈判的进程，虽然万事开头难，但能就矛盾十分错综复杂的叙利亚问题把各方都召集起来进行谈判，这本身就是个突破。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习近平主席新年伊始即出访沙特、埃及和伊朗三个地区大国，战略意义重大，为中东实现和平作出了最高层努力。此前，中国不仅在纽约安理会磋商决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更是以“公正的调解人”（Honest-Broker）身份，在北京和中东国家的首都做了大量斡旋、劝和促谈工作。中国这么做创新了外交理念，是为了与世界各国一道同心协力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根本上解决国际冲突和纠纷。

三、全球性挑战集中爆发与全球化深入发展同步，世界长远利益与国家短期利益错配，“反全球化”力量上升，全球治理体系明显滞后于形势变化，已成为国际社会面对挑战难以凝聚共识、有效应对的主要障碍。

首先，在各国经济相互依存日益紧密、全球化持续发展带来长期经济繁荣的同时，气候变化、能源安全、恐怖主义蔓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国际国内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传染病跨境传播等全球性挑战，令各国应接不暇，“反全球化”力量和趋势也在发展，不少国家包括美国和欧盟代表民粹主义的右翼政党在各种选举中获得越来越多的民众支持。

其次，现有全球治理体系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建立并在随后几十年逐步发展完善的，在上世纪后半期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建立可行的国际规则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际格局的变化，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全球治理体制机制很难适应当代世界的需要。

“雅尔塔体系”既包含维护世界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倡导民族独立等国际关系原则，实际上也是美苏划分势力范围的框架，但这一体系并没有阻止“冷战”的发生。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设计的稳定世界经济和金融的国际体系，但随着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形势的变化，于上世纪70、80年代解体。但一直到现在，世界占主导地位的依然是美国“治下”的金融和经济体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和经济危机蔓延，使得西方推崇的政治经济“新自由主义”和以“华盛顿共识”为具体表现形式的经济改革方案，都失去了昔日的光环。

不少国家和地区开始关注中国的发展道路、经验和模式。

作为具有成功发展几十年丰富经验的超大型经济体，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发展的重要助力和思想来源。按照联合国脱贫标准，中国为全球脱贫贡献率达90%。据估算，中国经济发展使1/5世界人口、1/4发展中国家人口和近3/5下中等收入国家人口从中直接受益。中国的觉醒和参与将使全球治理更加有效，更有利于凝聚全球共识，应对世界上各种复杂的挑战。

现在全球治理需要新思维、新思想，摆脱地缘政治的桎梏。全球治理事关世界各国利益，没有国家可以在当今世界各种危机中独善其身，全球化已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只要各国同舟共济、抓住机遇，今年就可能是全球治理改革取得突破的“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