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层在关注哪些议题？

各位新年好！从今年开始，原来以学术研讨、部室工作和联谊三项内容并举的会告一段落。

我原来准备的内容是关于“十三五”期间金融改革的内容，今天就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期的重大理论跟大家探讨。

这些问题一方面是这一段时间以来，经济学部各个研究所大家积累的结果。另外，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党中央、国务院有关经济从建设智库角度布置了一系列任务，一共有130多项，我对这样一些任务进行了概括，今天和大家交流，下一步有“5+1”个问题需要学部展开。

术业有专攻，大家各有专业，有些未必是我们的专业，但一定和我们的专业发展有密切关系。

“1”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直是中国经济学人的一个努力方向。但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实践时间不长，而且还经过一些曲折，所以我们一直没有有效地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框架。

我的很多同辈人讨论中国经济问题、中国经济理论问题的时候有一个共同感觉，我们吃亏在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我是做金融研究的，金融有理论，但金融理论要依托于政治经济学理论，而这套政治经济学理论一直没有有效建立。

这个问题党中央、国务院一直非常关注。习近平主席去年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架构，这个架构以基本经济制度为基础，以人民主体为出发点，以新常态、五大发展、政府和市场合力为主干，以共同富裕为归属。

这些问题都与我们有关。特别是关于新常态、五大发展、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都有无穷多可以展开研究的空间。

再说“5”。当下遇到了很多经济问题，这些问题是需要给出系统的理论回答。

第一个是关于全球经济的问题。

大家很清楚全球经济危机从2007年到现在8年显然没有好转，还在继续恶化。

过春节的时候，我们听到美联储刚刚加息，又在讨论负利率。日本安倍的“三支箭”都落空了，在讨论进一步实施负利率。

欧洲实施负利率已经三年，中国这个最大发展中经济体也进入了长期的调整时期。所有这些变化都使我们要重新回顾从2007年开始的这一轮危机，我们要考虑有哪些因素必须认真研究，加以应对。

我们概括五个问题比较突出。

一是人口问题，全世界人口结构都遇到了问题。

二是全球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在下降。说到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背后是科技进步的问题，全球都在等待一次重大的科技进步把我们从目前这样一种状态中带出来，但现在还没有看到哪种进步能产生这样巨大的作用。

三是真实利率处于负值水平。储蓄和投资决堤导致充分就业的这个利率现在是负的。有些人说“5000年之变局”，5000年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真实利率处在负值水平本质是实体经济现象，当然也与其他的体制原因、人口因素、经济结构密切相关，很难走出来。

四是长期的产出缺口。各国经济增长的实际水平都低于潜在水平。

五是金融周期凸显。这样一些问题构成当前全球的经济局面。党中央、中央部门给我们的智库题目都有关于全球经济发展新规律的分析与认识，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做出我们的贡献。

第二个是金融周期问题。

它非常特殊，构成我们正在面对的一个周期的一部分，但是因为它有独立的政策意义，所以拿出来。

这里面要点也有五个：一是目前面临的金融周期彻底否定了金融和货币中性论。在主流经济学中金融、货币、证券是中性的，对经济实体的运行不可能产生长期的实质性冲击，这点是有问题的。

二是产生这种状况是因为整个经济在类金融化，全世界的金融都在自由化，全世界的金融体系正在一体化，这些使得金融因素由潜在因素上升为内生的很重要的凸显因素。

三是由于整个经济金融化产生了金融加速器，这个加速器透过信贷传导渠道和资产负债表两个渠道在对我们的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它都有很复杂的内容，简单地说资产负债表冲击下，整个过去以实体经济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周期没有充分展开的时候，金融市场已经狂泻了。

金融市场狂泻之后马上导致经济主体资产负债表的不平衡，于是就引致了微观主体的行为方式变化。企业过去是利润最大化，现在是债务最小化，全世界形成了螺旋形的紧缩状态。

四是由于金融周期凸显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失灵。现在采取很多措施，加息、减息、量宽、量宽退出，总之不得要领。现在还在探讨之中，如何应对金融周期造成的经济危机，目前还没有经验。这一点上中国和世界上很多国家处在同一个起跑线，我们是可以做出一些贡献的。

五是要重新认识，不要用原来的观点看量化宽松，不要用原来的观点看价格调控，要进一步看到宏观政策的透明度、可信度，它对预期影响的至关重要性。

第三个是关于供应侧经济结构调整。

供应侧找大学人讲，讲着讲着就讲到了供应经济学上；找发改委来讲，讲着讲着就讲到计划经济上去了。所以供应侧改革到底应该怎么研究？我认为是一个高瞻远瞩的战略转型。怎样在高度复杂的经济形势下落实，需要付出非常大的努力。

我体会，供应侧改革还是和三中全会决定一致，就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让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

我们应当沿着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以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这一段时间以来习近平主席一系列关于经济、关于经济学的重要讲话为基础，展开供应侧改革的探讨，千万不要滑到供应学派，也不要滑回计划经济。

第四个问题是下一步财税金融改革恐怕是重头戏。

本轮财税改革基本停滞不前。原来提出了一些目标，提的目标恐怕要后退的，所以财税改革还是“十三五”很有挑战性的任务，当前增加了一些挑战。我们大致能够判断，从现在到未来的很长时间内，中国的财政赤字、中国政府债务会迅速地、巨额地增加。

我们要讨论巨额的政府债务和巨额的政府赤字下如何促进经济平稳发展。日本三十几年，欧洲三十几年，美国四十几年在高赤字、高债务下运行，我们有必要总结他们的教训来应对当下。

收入增长率下降、支出增长率上涨，两项相抵一定是赤字问题，我们现在必须未雨绸缪。金融角度来说，现在谈金融改革也没有头绪，大家只认可一句话，就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如果实体经济被高度金融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如何落实、如何观察、如何分析？现在这些问题是金融某种程度上过度发展造成的。

这些问题可能不可能通过传统的加息、减息、增加货币供应、减少货币供应来解决呢？显然不可能。所以必须探讨金融改革的新方向，这也给我们提出了非常多的挑战。

第五个问题是关于TPP、自贸区的问题。

很多中央主管部门把这两个问题同时提出来，希望我们探讨在TPP环境下如何加快中国自贸区的建设。

这里两个要点：第一，WTO之后全球贸易规则正在升级，TPP也罢、中国自贸区也罢，都代表了这样一种新的全球贸易投资格局。已经谈了26轮的中美投资贸易协定谈判，王岐山副总理在谈、汪洋副总理在谈，已经接近成功了，它也代表了一个新的全球贸易投资规则。

这些方向是一致的，这个意义上中国自贸区是我们面对TPP挑战的一个积极应对措施。但是现在很多地方又变成传统的特区，那样的路肯定有问题。这套背后涉及到国际规则、国际规则制定，涉及到主导权。

TPP通过的时候美国总统奥巴马明确说我们通过TPP就是不要让中国这样的国家主导地区经济规则的制定。我们就必须要积极参与，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推广自贸区就是积极应对TPP的挑战，就是用我们的规则影响全球，积极参与全球规则的制定。

中国过去一直是国际规则的被动接受者，现在变成了积极参与者和新规则制定者，我们必须拿出自己的东西来。去年亚投行作为一个治理规则一呼百应，反映了中国的治理理念、中国的战略在世界上是有我们的市场和影响力的。今后应对TPP、自贸区的建设应该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

总之，经济不好的时候，搞经济学研究有了我们的用武之地，现在到了我们用武的时候了。我提出一些问题供大家一起参考。谢谢！（本文来源：中国网，本文系作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端智库论坛”之“2016年经济形势座谈会——聚焦：新常态、新改革、新发展”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