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与外交】促进世界经济增长需要增强信心

最近，国际舆论对世界经济增长前景普遍悲观，世界经济自2008年遭受严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以来一蹶不振，迄今经济增速仍未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以往每次危机后经济复苏所需时间一般为5至7年，此次复苏速度如此缓慢系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所罕见。许多国家的政府人士和经济学家对此现象迷惑不解，各持己见，但不少人认为，如今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同时陷入增长迟缓的长周期“L型陷阱”低谷，经济增长缺乏新增长点，因而对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改革前景持悲观态度。

2016年，世界的目光聚焦中国，聚焦中国将于9月主持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希望中国经济继续发挥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作用，拉动世界经济的持续复苏，并期待中国引领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入改革，为世界经济增长创造良好的新制度环境。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世界经济增长确实存在一些根本性的障碍。在全球化继续深入的时代，国际社会需要形成合力，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克服周期性困难，齐心协力调整经济结构、改革治理体系，推动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世界经济目前面临的最严峻挑战是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周期性低潮时出现的巨大不确定性和多元、复杂性，而各国经济的高度相互依存更加剧了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

IMF自去年以来已数次下调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其他国际金融机构也在纷纷下调增长预期。这些预测依据不同计算模式得出，但不可否认都受到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的影响，而预测不断遭到下调反过来又增大了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

在此背景下，全球金融和大宗商品市场恐慌情绪四处蔓延，不断触发全球股市、资本市场、大宗商品市场的大幅震荡，资金再次回流到美国等发达国家寻求“安全港”，而石油、铜、铁矿石等大宗商品的价格更是一路下跌，世界贸易和投资前景堪忧。

针对世界经济复苏进程起伏跌宕、风险聚积的现状，主要经济体央行穷尽货币政策“工具箱”，货币严重超发，利率长期接近零甚至进入“负利率”，而债务负担日益加重，全球已达57万亿美元，不少国家超过占GDP比重60%的“警戒线”。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趋势更加明显，增加了国际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和敏感性，使新兴经济体特别是资源出口依赖性较强和依靠外来资金平衡赤字的国家，如俄罗斯、巴西、南非、马来西亚、印尼、土耳其等国面临巨大经济压力，俄罗斯等国经济已经连续几年负增长。

使经济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更加扑朔迷离的是，世界总需求和总供给同时出现问题，表现为总需求不足和总供给失衡相互纠缠。这显然加深了世界经济复苏和结构调整的难度。美国的经济学家萨默斯等就美国经济的病因发表了类似看法，相互争执不下。

其实，这正说明各国经济面临的困难与挑战各异，需要根据不同的国情制定相应的经济、财政和货币政策，没有现成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药方。美国、欧洲、日本可能需要从总需求方面着手，在量化宽松和超低利率“工具”用尽的情况下，推进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投资;而中国则需要需求侧与供给侧调整相结合，更多从供给侧改革着手，来适应经济新常态，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原有世界经济发展模式的潜能接近耗尽，需要“破旧立新”，寻找新的经济发展和合作模式，并相应改革全球治理体系，使之更加公正、公平、合理，更好反映以新兴经济体力量迅速上升为标志的全新的世界经济格局变化。这是从国际经济制度着手，跨越障碍，为世界经济增长创造新的“制度环境”。

同样是根据IMF的统计数据，以汇率计算，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比重已从1992年的83.6%下降至2012年的61.9%，而发展中国家同期则从16.4%提升至38.1%，近年已超过40%。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的日益接近，使得全球治理体系以及国际经济金融机构中西方和非西方国家话语权相差悬殊的矛盾日渐突出，深刻揭示了全球治理体系存在不合理的缺陷。

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之势正在催生新的世界经济格局，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但制度改革速度远远落后于经济实力的消长变化。这从IMF的改革之艰难，从美国对于成立亚投行的态度可见一斑。

促进世界经济增长需要新思路、新模式、新规则、新制度。金融和经济危机所暴露的全球治理体系的严重缺陷，迫使各国开始探索新的发展思路和增长模式，而推动世界“日益扁平”的新工业革命和信息化的深入发展，则凸现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历程以及近年来在适应新常态下经济持续中高速、有质量发展的成功经验，引起了各方的高度关注。中国在“十三五”规划中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新理念，这与全球治理理念的变化十分合拍，对于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转型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经济界普遍认为，中国是世界经济的重要动力源，在世界经济长期低迷时承担着拉动经济增长的重任。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6.9%，占世界经济增量约30%。同时，中国经济结构逐步优化，目前第三产业比重已达50.5%，比第二产业高出10个百分点，而最终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率进一步跃升至66.4%。简政放权、减税降费等举措大大激发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情。近期中国平均日增1.2万个市场主体，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在新增市场主体中占比超过53%。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习近平主席2013年提出的建设“一带一路”的倡议开始进入实施阶段。作为中国对地区和全球治理思想的制度性创新与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吸引了沿线众多国家的关注。该倡议下亚投行和丝路基金投入运营，为沿线国家互联互通、合作发展提供了新的合作平台，也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新机遇，越来越多国家将分享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持续发展红利。

三、世界宏观经济政策缺乏协调、国际货币体系失衡是阻碍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亟须解决。

随着国际力量的消长、发展中国家经济分量不断上升，代表发达国家的七国集团(G7)为G20取代，G20成为全球治理的首要平台。然而，在新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形成的今天，G20协调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并未得到落实，国际货币体系长期失衡的状况也没有彻底改变。

提振世界经济、解决全球经济难题需要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特别是加强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这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问题在于确定合适的机制和解决问题的路线图。

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指什么?从今年的G20峰会角度看，一是公共政策调整，主要涉及财政和货币金融政策。中国已有的放矢地提出了调整思路，即加大金融改革力度，继续放宽财政政策，使财政政策更加灵活。从全球层面分析，经济结构性改革涉及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和贸易关系的不平衡发展。在保持国家、地区间相对稳定增长的同时，促进贸易便利化涉及金融政策的支持和国家间紧密配合。G20峰会需要在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上下大力气。

同时，我们看到以美元为主要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严重失衡和金融风险，亟须改革。美国的GDP占全球经济总量约20%~22%，而使用美元或其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国家占全球GDP和人口约60%。G20应同时关注改革全球货币体系，把国际储备货币和大宗商品定价货币多元化作为改革的重点。其中，扩大IMF特别提款权(SDR)的使用范围，并使其能够正式流通，不失为一种过渡的选择。接着就是主要经济体将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起来，共同促进世界经济的增长。

今年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动荡频发，各方希望G20特别是作为主要新兴经济体和G20轮值主席的中国能发挥作用，加强世界经济的协调性。中国再次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备受瞩目，责任重大。

首先是财政政策，一些国家倾向于短期刺激政策，但不少国家反对，认为短期刺激政策将掩盖经济风险，希望通过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增长。年初上海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呼吁，灵活实施财政政策，以促进增长、创造就业和提振市场信心，同时增强经济韧性，并确保债务占GDP比重保持在可持续水平。

再就是货币政策，各方对“货币政策工具”穷尽、发达国家不少采取负利率政策表示担忧。IMF总裁拉加德称，没有货币政策全球经济将陷入更深层次的危机与衰退，但仅靠货币政策远远不够。可谓一语中的。各国确实需要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而不是一味青睐货币政策。负利率环境下银行资产负债表将恶化，时间一长，银行体系会出问题。

世界经济困难重重，但只要我们同舟共济，定能克服困难，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