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与外交】中美关系是国际安全基石

何亚非 2016-08-02 15:27:00
中美和,则世界和。这是国际社会的共识。国际安全归根结底需要包括中美在内的大国在战略平衡基础上和平相处,以维护全球和平与稳定。

当前,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发展,形势十分复杂、敏感。

世界各国的相互联系和依存度空前加深,正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同时,全球化产生的问题和挑战集中爆发:世界经济遭受金融经济危机后持续低迷,受民粹主义影响,发达国家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升温;以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为特征的地缘政治干扰增大,地区热点和紧张局势持续不断,军备竞赛加速;国际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任重道远。

全球化时代三大问题

全球化时代国际安全存在的紧迫问题主要体现在“和平、发展、秩序”三大方面:

(一)和平:二战结束世界维持了70多年的总体和平,中间虽有美苏冷战,局部和地区战火不断,但并未引发世界性的战争。然而,近年来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矛盾上升,军备竞赛加剧,美俄、美中关系出现阴影和曲折,战略取向矛盾凸现,突出表现在乌克兰危机持续发酵和南海地区局势持续紧张,擦枪走火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世界和平能否持久成为各国关心的问题。

(二)发展:全球化时代大大增加了世界各国的财富,但全球化并没有解决各国之间和一国内部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其主要原因:

一是全球经济、贸易、投资体系固有的缺陷,即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总体有利于发达国家维护其全球化利益的分配权,发展中国家虽有后发优势,中国、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在全球化过程中获得了发展的机遇,但发展议程始终“口惠而实不至”,被长期疏忽,不少发展中国家处于全球化边缘。

二是“经济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指导下的国际经济模式受金融资本的控制,资本收益远远大于其他生产要素的收益,导致资本匮乏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价值链和生产链中只占据低端或中低端,工业化水平始终落在发达国家的后面。

经济发展的差距特别是贫富差距扩大而产生的社会不公正、不合理必然导致社会矛盾和国家之间矛盾的加剧,导致政治秩序的破坏和社会的分裂,最终给国际安全带来严重隐患和威胁。

(三)秩序:一是人类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出现了历史性“大趋同”(Great Convergence),即发展中国家集体崛起缩小了它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国际秩序由此正在经历重新塑造的过程。但“大趋同”与秩序重塑并未同步,全球力量对比变化与秩序重塑的错位扭曲了世界格局,使全球治理“失序”和“无序”加重,改革全球治理体系困难重重。

二是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力量同步发展,民粹主义在许多国家特别是美国等发达国家急速上升,代表民粹主义的政党力量坐大,在各国选举中夺取了越来越多的席位,正在改变这些国家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结构。这些变化必然会延伸影响国际秩序的重塑和世界格局的走向,自然也会对国际安全架构和秩序产生负面影响。

中美关系最为重要

大国关系中最为重要的是中美关系。中美作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新兴大国和守成霸权国家,两国关系将是全球化时代对国际安全具有全局性影响、最重要的双边关系。那么,中美关系的现状究竟如何?

(一)全球化时代中美如何判断对方的战略意图是个根本性的问题,其答案经常起伏波动。

全球化时代中国发展有两大特点:

一是中国选择了符合国情、顺应全球化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发展壮大符合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不会逆转。

二是中国从自身百年遭受列强蹂躏、欺负的经历和中华文明的基因中得出一个深刻的认识,中国不可能也不会走“国强必霸”的道路。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希望其他国家也能这样做,以建设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美国作为主导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的霸权国家,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有着根深蒂固的疑虑和“战略焦虑感”,担心中国会另起炉灶,推翻现有国际体系。

美国对中国的这种战略判断是没有依据的,也是错误和危险的。在国际关系中,如果谁想制造一个敌人,错误的判断很可能真的会把对手变成敌人。

如果出现战略误判,双方就无法实现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共同应对全球化时代的众多挑战。现在双方有许多对话机制,如何在元首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进行深入沟通,就各自的战略意图进行坦诚、深入对话,还是需要做出进一步艰苦的努力。

(二)全球化时代对中美两国来说,有两点很重要:

一是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在加深,人类进入“地球村”时代,各种政治、经济、安全风险传导速度极快,国界已经变得模糊。

二是中美在政治、经济、安全上的相互依存或者说相互影响已经渗透到双边关系的方方面面。中美不可能改变对方,把对方变成另一个自己,但是中美确实已经结成利益共同体,能否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结成命运共同体,将考验两国的智慧,也将决定全球化时代国际安全的未来。

(三)中美作为新兴大国和守成霸权是否存在“修昔底德陷阱”的诱惑与危险?

无论从人类文明历史还是中美关系现实看,“修昔底德陷阱”的诱惑和危险都存在。关键在于中美能否克服猜忌、疑虑、焦虑,找到一条符合双方利益和世界共同利益的大国相处之道,平稳地度过跌宕起伏的“国际秩序转换期”。

这不是重提G2和中美共治世界,因为那显然行不通,双方也早已明确表示不赞成。然而,远远领先于其他大国的中美两国确实存在另外意义上的G2,那就是中美关系将直接影响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和世界格局。这个意义上的G2是客观存在的,不管是联合国、G20等国际机制中的两国合作,还是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中美建立共识、增进合作是国际秩序稳定和国际安全的基础之基础。

中美该如何共进?

妥善处理中美关系,克服分歧和误判,相互信任,携手合作,为全球化时代国际安全奠定良好基础,是中美必须认真考虑的战略性、全局性的大问题和大视野。

中国的想法简单明了,就是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积极营造确保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安全环境,建立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追求各国共享尊严、共享发展成果、共享安全保障的理想境界。为此,中美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做出努力:

(一)保持全球稳定和战略均势,避免地缘政治干扰和破坏国际秩序和世界和平。美国部署“全球即时打击系统”,在东欧和东亚部署“萨德”等先进的反导系统,在南海问题上直接介入或间接在背后支持菲律宾等国制造紧张局势,挑战中国的底线,显然将破坏来之不易的大国间全球和地区的稳定和战略平衡,给全球化时代国际安全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和不稳定因素,需要三思而后行。中美应该就此进行认真、深入的对话,厘清各自的底线或“红线”,建立和维护战略平衡和全球稳定的框架,相互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走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新路,为两国全方位合作奠定基础。

(二)保持全球稳定和战略平衡是维持世界和平的基本条件,而保持世界经济增长,克服全球化过程中贫富差距扩大难题,改革世界经济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帮助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赶上世界经济发展的步伐,则是世界和平的基础。

近年来,世界范围的民粹主义上升助推反全球化思潮的泛滥,已经开始通过公投、选举等渠道困扰西方国家并开始改变这些国家的政治生态。美国今年大选的奇特现象、英国公投决定退出欧盟等都反映了民粹主义“攻城略地”的势头。其实发展中国家也有类似的现象。

面对全球化时代的全新挑战,需要格外重视发展问题,要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为契机,中美两国携手合作,利用“一带一路”等新型国际合作模式和倡议,以“共商、共建、共享”的精神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道路,以推进全球化继续发展,各国分享全球化利益和成果。

(三)中美在应对全球化挑战方面已有成功的经验,无论是气候变化问题,还是维护核不扩散体系,双方都有深度合作的意愿和行动。这种全球合作伙伴关系需要双方精心维护,加强中美在联合国、G20等国际机构的磋商与合作,并带领其他合作伙伴共同应对全球化种种严峻挑战。

(四)最后,十分重要的是,中美需要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中美元首均已表示,两国之间不存在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因此,避免新兴大国与守成霸权掉入这一陷阱是全球化时代国际安全的基石之一。

中美和,则世界和。这是国际社会的共识。中国将继续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并尽量给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美国需要适应中国的发展壮大,根据形势发展和现实需要,及时调整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国际安全归根结底需要包括中美在内的大国在战略平衡基础上和平相处,以维护全球和平与稳定。

(作者系外交部前副部长、国务院侨办前副主任)

 

 

何亚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