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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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斯福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

翻译：邵玉蓉/第一财经研究院研究员

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最有利于人类福祉？——这一问题已成为当前的时代问题，因为在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践行了40年的新自由主义之后，我们知道什么是行不通的。

新自由主义的实验——对富人减税、放松对劳动力和产品市场的管制、金融化以及全球化——是一次一败涂地的实验。目前的经济增长水平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5年还要低，且大部分的增长都来自于最高收入阶层，而这一阶层下的人们则经历了数十年的收入停滞甚至减少。因此，我们必须宣告新自由主义的死亡，并将其埋葬。

目前在政治上至少有三种主要的替代选项正在竞争成为下一个主流思想：极右的民族主义、中间偏左的改良主义，以及进步左派（中间偏右的代表即已宣告失败的新自由主义）。除了进步左派以外，其余的两种思想仍受制于某种已经（或应该）过时的意识形态。

举例来说，中间偏左的改良主义代表着人性化的新自由主义。它的目标是在21世纪重新实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政策措施，对时下盛行的金融化和全球化模式进行轻微的修正。

与此同时，右翼民族主义则否认全球化，将如今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移民和外国人。然而，正如特朗普总统在其任期内的举措所示，右翼民族主义同样致力于为富人减税、放松管制，以及缩减或取消社会计划——至少它的美国版本是这样的。

与此相对，第三个阵营所提倡的是我称之为“进步式的”资本主义，它基于四项当务之急制定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规划。首要任务是恢复市场、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的平衡。经济增长缓慢、不平等加剧、金融不稳定、环境恶化等问题均源自于市场，因此，这些问题不能够，也不会由市场自己来解决。政府有责任去通过环境、健康、职业安全等不同方面的监管来限制并塑造市场。政府的职责还包括做市场不能或不愿意做的事情，例如积极投资基础研究、技术、教育，以及公民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