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产出缺口不是一个学术问题。在宏观经济政策决策中,产出缺口尤为重要。IMF工作人员认为存在巨大的产出缺口,建议“宏观政策应在2021年保持适度扩张”。如果缺口已经消除,则应开始收紧政策以应对金融风险。
报告中最主要的建议之一是财政政策的重心应该从基础设施支出转到加强社会保障上来。IMF认为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力严重不足”,他们指出只有三分之一的城镇职工缴纳了失业保险,中国的健康卫生和社会福利支出仅占GDP的3.5%,远低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6%的水平。IMF还认为中国薄弱的社会保障体系导致家庭预防性储蓄过多,消费占收入比例过低。
同时,IMF认为公共投资的增加会对中国经济“平衡发展”产生消极影响。他们指出中国公共部门的资本存量GDP占比过高,进一步投资传统基础设施的回报会减少。
中国当局认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必要性,我也认为加强社会保障将成为中国“十四五”规划的关键内容。尽管如此,我仍然相信中国还会继续加强公共投资。
无论是在新冠疫情中还是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中国都能够迅速推出公共支出项目,这有助于在支持就业的同时提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资本投入。相比之下,许多其他国家的政策似乎都已失效,因为它们只是在等待超低利率能吸引私人部门进行投资。
虽然随着公共资本存量的增长,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率很可能会降低,但我想知道如何衡量这些效益,以及从社会角度看,它们是否仍然足够庞大,是否还值得继续投资。
请看这个例子。
去年,中国降水量打破了历史记录,导致南方地区的严重洪灾。由于此前在水资源管理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去年的损失远不如1998年严重,1998年虽然降水量不如去年,但却造成了更为严重的人员和财产损失。我想知道我们的经济数据能否准确反映这些年植树造林、建造“海绵城市”(将城市雨水就地消纳吸收)所带来的社会效益。
没有人会建议中国投资那些毫无作用的基础设施,但正如IMF报告承认的,知识溢出效应表明,有充分理由在基础研发方面进行公共投资,此外IMF还认为未来政府在支持中国向低碳的过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IMF应注意,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已经进入5G和卫星通信等新领域。
在全球经济疲软、私人支出低迷之际,我本希望IMF能退一步,提炼出中国的公共投资计划在平滑商业周期以及提高生产力方面对其他国家可能的经验教训。正如我所指出的,很难不同意报告中的许多建议,但我要强调两个关键点。
IMF在降低最低社会保障费率方面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论据。较高的最低缴款额往往会阻碍低收入者的正式就业。这些工人往往是“私下”雇佣的,他们和他们的雇主都没有为这个社保体系做出贡献,最终对这些最需要保护的人构成伤害。
IMF还指出要稳定公共债务的GDP占比,并使公共债务处于可持续的水平,就需要进行财政改革。我强烈支持他们的这项建议,即在全国范围内征收经常性物业税,这将是增加政府收入和稳定债务的有效途径,同时增强税收制度的累进性。
虽然我们不必总是同意IMF的建议,但IMF第四条款磋商报告的发布,是促进就中国经济状况及其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的最佳选择进行有见地辩论的绝佳方式。
第一财经研究院定期发布专栏“中国观察”,用基于数据且简洁清晰的短评文章解释中国的经济和时下热点问题。
专栏主要作者:柯马克(Mark Kruger),第一财经研究院高级学术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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