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第一财经年度金融书籍】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20年

编著：马克·乌赞

中文版译者：贾冬妮

中文版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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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20年

马克.乌赞/文

 

1994年2月，我决定在纽约举办纪念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50周年的会议，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一冲动之举竟然开启了一段长达20年的探险历程，促成了一个机构的成立，而我则在各种因缘际会下，担任机构负责人20年。

“世界的距离在缩短，但间隙在扩大。”自“二战”结束后，国际经济合作关系更加脆弱，在这种充满矛盾的形势下，我写下了这些感想。

的确，“二战”后，整个世界的稳定基于霸权之上，美国作为主宰者一支独大，不仅维持着欧洲和日本的经济稳定，还把控着世界金融体系。20世纪的最后25年，世界进入基于霸权的合作时代，美国虽不再大权独揽，但在集体行动中仍充当着领导者。进入21世纪的前25年，“非霸权合作”时代到来，想要阻止分裂和异化，重新自守一方，变得越来越困难。

“二战”之后建立的国际金融体系及其他支持机构已经过时，担忧笼罩之下，成立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RBWC）的呼声渐高。动员新兴和主流经济体的利益相关方探索新的多边合作形式，帮助遏制全球经济的停滞和分裂，已势在必行。为创建更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保持可持续增长，我们必须设法打好根基。虽然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的工作议程在不断演变，但使命并没有变，我们将矢志不渝地为新的目标而奋斗。

1994年，我们主办了第一次会议，讨论的核心内容有国际货币体系、汇率波动、欧洲作为一个整体该如何减少汇率危机，这些都是当时的热点问题。我们还在思量一个问题，面对未来，我们需要一种解决主权债务危机的机制。讽刺的是，仅仅两个月后，金融危机就席卷了墨西哥，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崛起后扮演的角色，我们尚未彻底明了，但我们明白，新布雷顿森林体系面临着让几十亿人再度融入全球市场的挑战。很久以前，我们就意识到，新兴经济体的影响还没有形成网络，在研讨会上聆听来自这些国家的专家的意见至关重要。

回首过去20年，我惊奇地发现，结构性变化总是与重大金融危机相伴而生。1995年的墨西哥就是如此，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情况也一样。我还记得，当时的国际金融社会并未把财长级论坛G20和金融稳定论坛的出现视为重大进展。只有当我们发现自己身处经济大衰退当中时，G20论坛才被升级为主要论坛。

然而，从一开始，我们就认为G20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集团，于是早在1999年，我们就开始围绕G20组织研讨会。G20关注国际金融体制，尤其是防范及平息金融危机，这对于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使命来说至关重要。我们围绕G20已经组织了近30场研讨会，历届轮值主席国也积极参与，对众多决策者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们已经看到，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许多G20代表成为部长或国家管理者。

我们很快就发现，没有加入任何集团的国家也有兴趣加入国际金融组织。例如，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教授建议我们联系哈萨克斯坦的专家组，他们创建了阿斯塔纳经济论坛，并热衷于参与探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于是，接下来，我们开始与欧亚科学家经济俱乐部合作，共同组织关于国际金融体系的年度会议，与中亚的联系也因此变得更加紧密。

如今，国际局势日渐紧张，我们也认识到，全球经济的稳定性对于世界和平何其重要。欧洲之所以开创大业，一统货币，就是为了对抗分裂和异化，防范欧洲的货币动荡。我们也紧紧追随这项事业，在欧洲和其他地区举办了多场会议。如今，欧洲正处在十字路口，欧元区和欧元受到质疑，对良治的需求成为关键。与欧洲利害攸关的不仅在于货币的未来，而且在于建立和接受泛欧洲机构的能力，这种能力对于共同货币的兴盛不可或缺。

过去20年，我对中国的理解也加深了。十多年前，我开始经常去中国旅行，组织国际金融体系的研讨会。我应邀参加了很多在中国举办的会议，议题大多围绕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从北京、上海到哈尔滨、杭州、重庆、青岛，到访诸多地方后，你就会确信，中国不仅将塑造后布雷顿森林体系，还将为这场变革代言。

我常常思考，进展为何会如此之慢。为什么真正的改革少之又少？怎样才能实现全球金融体系的现代化？也许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每次危机过后，尤其是2009年金融灾难之后，建立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呼声日益强烈。我并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愿这本书能提供些许思路。

虽然2014年是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70周年纪念年，但是，不同于以往，这次并没有举办盛大的纪念活动。也许是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改革失败，令当今的决策者无心庆祝？也许因为正处在转折的关头，我们已经心灰意懒？

事实可能如上述所说，但我并不认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70周年时，我们组织了10场研讨会，从南至北，从东到西，遍及全球。活动反响异常强烈。参加人士包括雅克•德•拉罗西埃（Jacques de Larosiere）、米歇尔•康德苏（Michel Camdessus）、约6名研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权威历史学家，还有无数的金融部长、管理者、知名专家，等等。之后，在同一年，我们决定出版此书，一来纪念，二来展望。这次同样反馈甚广。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到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从土耳其国务部长巴巴詹（Babacan）到意大利经济部长帕多安（Padoan），各方人士都纷纷畅所欲言，就如何应对全球经济挑战直抒己见。这本书直接反映出诸多国家领导人、专家学者为防范日后的危机和动荡，对国际金融体系的维护和调整所做出的承诺。完成“布雷顿森林体系未竟之业”（见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文章）需要决心。这就是未来要坚守的理想。剩下的就是启动这场变革。

未来20年

回顾过去20年我们走过的路、听到的观点，未来应该制定怎样的议程？金融全球化的特征在改变，正如资本主义在19世纪和20世纪历经转变一样。虽然美国还占据主导地位，但国际金融体系需要适应中国的崛起。国际金融体系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可能会让负责管理全球问题的机构难以应对。

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扮演什么角色，这无疑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正如“二战”后，美国在构建20世纪国际金融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我们需要一个多极世界，由中国、美国、欧洲三方构建稳定的局面，建立基于繁荣的全球经济秩序。

过去6个月以来，中国积极筹备三家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分别是由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参与的、总部位于上海的金砖银行，亚投行以及丝路基金。这些重要举措围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而展开，“中国梦”意在重现鼎盛时期的辉煌。“韬光养晦”似乎已经不再是中国的万灵丹。当然，无论是成立金砖银行，还是建立应急储备安排，似乎都指向政府间融资和合作的新态势，甚至会打破主要多边开发机构主导的现有框架，让中国和其他主要新兴市场满怀信心，自主发展。虽然只是萌芽，但已成不可逆转之势。 

尽管在2007~2013年这6年间，欧元呈现贬值趋势（而美元则走强），但美元和欧元仍分别是第一、第二大货币。人民币则由第20位攀升至第9位。也许在不久的将来，美元、欧元、人民币将形成三极体系。在两三年内，中国将实现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自由兑换。人民币已成为亚洲货币重要的避险天堂。人民币成为另一种国际储备货币后会怎样？我们必须要避免政治紧张，适应大国崛起的同时欢迎新形式的多边主义。我们知道布雷顿森林体系前景未卜。但是，如果真的达成一致，需要做出调整，那么我们失去的会是什么？另一场危机？

2016年，中国将担任G20的主席国，对中国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能携手其他国家，共同承担未来几年的国际金融体系治理工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可信度和合理性也悬于一线。如果不顺势而为，调整其治理结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担当起国际货币体系裁决者的重任吗？

我们看到，绝大多数国家的货币都在贬值，为抗击通货紧缩、重振经济而实行量化宽松政策。要想放弃这些政策，且不带来负面影响，就要有一个公正的仲裁者，引领我们在未知的水域航行。如果不实行全球治理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建议会有多大的合理性？

考虑到这些进展，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面临的是历史上的特殊时刻，它充当一个中立的主体，引领着这场讨论。我们会一如既往，直面前方的挑战：始终正直坦诚，关注观点和思想，分享不同的理念，并设法让我们的足迹遍及四海，组织我们认为重要的研讨会。

个人结语

作为结语，我要衷心感谢所有参与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组织的近百场研讨会的人士。虽然篇幅所限，无法一一提及姓名，但这并不代表感激之情有丝毫减少。正因为他们的慷慨，对我们所从事的事业鼎力支持，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才有了今天取得的成就。我还要特别感谢那些在百忙之中，不远千里来参会的众多央行行长、财政部长和各界高管。

决定成立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时，我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深造学习，师从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在此，我要向他深深致谢。

我还要由衷地感谢罗伯特•蒙代尔，他亦师亦友，对我倾心支持。是他为我打开了了解中国和欧亚的大门，他的思想见地激发了我的思考。我们一起访问中国各地、哈瓦那、锡耶纳、华盛顿、阿斯塔纳，还有许多其他地方，我们在共进午餐时热烈地讨论全球不平等问题和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每每想到这些，我都会感到无与伦比的快乐。 

（本文系为《世界金融新秩序：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历史、蜕变与未来》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