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景报告 | 全球价值链重塑中的中国应对政策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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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笔：杨燕青、林纯洁、刘昕、马绍之、邵玉蓉

摘要

新冠疫情与中美经贸摩擦是两个互相交织的因素，正在催化新一轮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背景下的全球价值链（GVC, global value chain）调整。随着多国逐渐开放经济活动，全球价值链调整所产生的冲击和影响将在未来若干年中逐渐显现。

中国决策者新近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系统，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上海也已提出成为国内循环的“中心节点”和国际循环的“战略链接”的发展定位。这些战略的推进需在全球价值链重塑的大背景下顺势而为，面对全球价值链更加区域化、可能演化为“全球价值链网络”的趋势，中国/上海应尽快在其中调整自身位置，打造新的“比较优势”；防止被孤立，推动形成新的全球价值链网络系统；尽快在价值链/产业链中向上端攀升，锻造更强的竞争力，并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1.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价值链已几乎停止扩张。全球价值链背后的结构性挑战包括：

●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国经济均未实现完全出清，产能过剩导致世界经济总量增速放缓，投资增速放缓尤为显著；

●  贸易自由化改革步伐放缓，甚至出现倒退；

●  最具活力的地区和行业的生产分散化已经成熟，劳动密集型和贸易拉动式增长的成功模式面临潜在阻力；

●  劳动力替代工具（如机器人）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制造业生产，

●  进一步降低了在全球最低成本之地配置资源的必需性，也形成就业市场错配；

●  以跨国企业为主导的全球化收益并没有被广泛的民众分享，从

●  而导致全球化在很多国家被质疑（包括穷国和富国），为“反全球化”创造了民意和政治基础。

2.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发达国家就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制造业回流，疫情和民粹主义正在加速这一进程。对包括美国、日本、德国等在全球价值链处于高端的发达国家而言，制造业本土化可助其更好地应对此次疫情危机。而疫情也加速了全球对JIT（just in time，实时生产）方式的再思考，对韧性（resilience）的更多关注，加之机器替代劳动/自动化生产将进一步加剧劳动力市场错配，此前主导全球价值链的“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规律在未来将不再单独成立。

3.在新冠疫情和中美贸易摩擦之前，制造业迁出中国已有端倪，其背后的原因是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过去二十年中，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APL）和单位劳动力成本（ULC，生产每单位增加值所需要的劳动力成本，数值上升代表竞争力下降）均出现了快速的上升。在全球规模最大的六个制造业部门（化学工业、食品加工、电子通讯设备、机械、汽车、金属冶炼制造）中，中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都在上升，成本优势在被削弱。而在同期内，全球制造业第三、第四大国的日本和德国单位劳动力成本持续下降。

4.中美贸易争端与疫情导致的对于加强供应链韧性的趋势将加剧制造业迁出中国的趋势。根据高德纳咨询公司（Gartner）的一项调研显示，33%的全球供应链主管（global supply chain leaders）表示目前正在或计划在未来两到三年将部分货源地和/或生产活动搬离中国，其中贸易冲突和关税上升是最主要的原因，而增强供应链韧性是重要目的之一，后者的问题在新冠疫情期间暴露的尤为明显。

5.全球对中国制造业的依赖度要远超于目前所观察到的程度。比如，经济学家采用一个更广泛的指标衡量中美在贸易上的完全依赖度，结果显示，中美汽车业贸易中的完全依赖度是被观察到的依赖度的几倍。这意味着中美价值链重塑的成本和难度都比想象中更高。

6.在WTO陷入危机的背景下，全球经贸领域的区域贸易协定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并将在未来进一步加快全球价值链的重塑和调整。USMCA（美墨加贸易协定）问世后，在2020年第一季度，墨西哥和加拿大迅速成为美国第一大和第二大贸易伙伴。VEFTA（越欧自由贸易协议）也将对亚洲作为一个整体和全球连接的价值链产生影响。

7.中国政策应对

●在疫情背景下，中国应积极补位他国在防疫阶段的生产缺失，加大PPE（个人防护设备和用品）产品供应力度，同时积极提升产品标准和质量控制能力，补上国内市场监管的短板。并主动与供应链相关国家与地区加强合作，协调推进各方在零配件、物流及通关方面的正常衔接，确保全球经济开放时的供应链稳定，稳固中国在医疗全球价值链中的核心地位。

●面对中国生产成本上升以及中美经贸摩擦的影响会进一步强化中国制造业向外转移的趋势，中国应积极调整国内产业布局，向产业链的上游延伸，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同时关注制造业和服务相结合的趋势，打造与制造业相联结的无形资产（如知识产权、软件等）和服务贸易“新比较优势”；并构建相对完整的产业链布局。具体来看，中国应加快通用芯片的研发、设计和代工产业，加大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鼓励软件行业超常规发展，在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灵活性和完整性的同时，补上产业链中的核心缺失环节。

●中美关系近日出现新波澜。考虑到香港因素，此前金融领域中美相对密切的关系也可能面临新的变量，需有所准备。同时，美国的大选变数上升，若特朗普连任，中美在全球价值链的脱钩将大概率延续；若拜登获胜，“脱钩”过程将在更长的时间更加平稳地展开，但短期和中期趋势不变。

●东盟国家今年开始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对“一带一路”与东亚（包括日韩与东盟等）应被定位为优先的全球价值链区域，可重点扩展与加强与该地区的经贸关系与全球价值链合作，积极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建立产业园区等安排，积极培育中国的跨国企业。

●面对全球贸易规则区域化的新趋势，中国应积极行动，由于原有的中国10+3谈判机制进展缓慢，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也面临挑战，除了中欧BIT（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外，中国应尽快将CP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作为战略重点，积极推进。部分地区可参照CPTPP的条文率先推动制度创新和开放的先行先试。

●中国应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在教育、医疗、软件等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等领域放宽市场准入，同时加大对相关人才的吸纳力度，在税收、户籍、住房等方面给予有效的政策安排和补贴。

●中国可以尝试通过自由贸易区/港的政策优势，打造数字化对外开放平台和基础设施，构建世界和中国的“数字经济中心”。通过数字化打造和世界的“战略链接”。打造数字化对外开放平台和基础设施，构建世界和中国的“数字经济中心”。考虑到WTO关于电子商务和数字贸易的谈判推进缓慢，中国在规则竞争中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可参考欧美“隐私盾”的做法，在特定区域重点推进和欧洲实现商业和一般个人数据的跨境流动，在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领域，逐步实现“零关税”。